在当今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提升地方财政治理能力与稳步推进就地城镇化已成为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为财税体制改革锚定了清晰的战略方位，彰显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石与支柱作用。地方财政治理能力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和核心支撑环节，其重要性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得到了充分强调并进行了系统性部署。

　　2024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进一步细化方向，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优化支出架构、提升资金效能”，支出重点要“聚焦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这不仅是对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具体要求，更是推进城镇化筑牢坚实财政根基的行动指南。地方财政治理能力的核心在于，能否在既定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框架下，高效规范地管理财政资金，有效提供和满足就地城镇化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53.1%提高至67%，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提前实现了“十四五”规划设定的预期目标。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44亿，城镇综合承载力稳步提升。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处于增速换挡、质量提升的关键阶段。县域就地城镇化作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中的重要创新模式，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强化县域承载能力，实现农村人口就近就业安居，避免异地城镇化衍生的社会成本。聚焦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旨在让县域内农村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当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这种模式有效规避了大规模“异地城镇化”所衍生的家庭分离、留守儿童妇女老人问题以及大城市普遍面临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城市病”，县域就地城镇化着眼于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通，为城乡融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县域就地城镇化备受关注并成为政策焦点。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协同发展，支持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为就地城镇化注入产业活力；提升县城综合服务功能，增强人口集聚吸引力；拓宽农民增收路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国务院2024年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列为首要任务，秉持“以人为本”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成果。县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系统工程，需以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为重点，兼顾城乡间流动人口，通过“产业—空间—人口”的高效匹配，助力农业转移人口“愿进城、能进城、留得住、融得进”，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成果”的目标。

　　地方财政治理能力的系统性提升，是县域就地城镇化战略得以高效落地与可持续推进的核心制度支点，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产业振兴—社会公平”三重维度。

　　首先，在资源配置维度，财政治理能力的系统性提升能够有助于地方政府精准供给公共产品，强化县域综合承载力。依托财政治理现代化工具，地方政府得以对财政资源实施靶向投放，优先满足县域就地城镇化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领域的结构性需求。《“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明确指出，中央预算内投资向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较多城市倾斜，借助政策引导，将资金、土地、人才向重点城镇倾斜，提升资源使用效率，防止浪费闲置。落实到具体实践，在硬件层面，通过加大对交通、通信、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投入，有效优化县域空间连通性与提升能源保障能力；在软件层面，扩容教育、医疗、文化、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供给，包括新建扩建县域中小学及幼儿园、提升职业院校办学层级、强化县级医院综合能力并构建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与社区体育设施，以可及、便利、高质的服务供给增强城镇对农村转移人口的“拉力”。与此同时，建立科学的公共服务需求评估机制、成本分担机制以及严格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能够有效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的“精准滴灌”，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从而增强城镇对农村转移人口吸引力的关键软实力，提高“融得进”的质量与深度。

　　其次，在产业振兴维度，财政治理能力的系统性提升能够撬动产业梯度转移，拓展内生财力。进阶的财政治理能力赋予地方政府以产业政策为抓手的“生财”“聚财”机制。一方面，对接国家“安博体育在线登录支持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战略部署，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工具，吸引制造业、加工贸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县域有序转移；另一方面，差异化扶持本地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如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及乡土手工业，以培育根植性税源、拓宽财政收入基础。由此形成的内源性财力增长，不仅缓解了县域城镇化建设的资金约束，更通过“产业升级—财政投入”的双向良性反馈，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持续投入提供了自主且可持续的现金流。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要素双向嵌入与优化重组。具体而言，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吸引企业到中小城市和县城投资建厂，实现产业合理布局与资源优化配置，有序推动县域就地城镇化，提升财政资金效益。

　　最后，在社会公平维度，财政治理能力的系统性提升能够重塑公共服务分配规则，解构城乡二元结构。地方财政治理能力的深层价值在于以制度设计矫正城乡公共服务的历史落差，有效促进社会公平，提升融入意愿与重构城乡关系。通过建立更加科学、基于常住人口数量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地方政府得以在教育、医疗、社保、住房保障等关键领域实现资源的均衡化配置，从而有效弥合城乡、区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鸿沟。当农村转移人口能够无差别地享有与原住市民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时，其城镇融入的制度成本显著降低，扎根意愿与身份认同同步提升；原住市民亦因整体公共服务品质的跃升而获得感增强。这一过程不仅彰显了财政制度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质维护，更在县域尺度上推动了从“二元对立”到“平等互惠”的城乡关系范式转换，最终形成“共享发展成果—提升居民福祉—高质量推进县域就地城镇化”的正向循环。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力提升地方财政治理能力以促进县域就地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的必然抉择。地方财政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聚焦于为县域就地城镇化提供坚实、高效、可持续的财政支撑，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财政自给、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举措，持续有效提升地方财政治理能力，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质量均衡，为县域就地城镇化注入坚实财政与公共服务动能。在广阔田野上浇筑现代文明根基，当县域产业园的机床声替代离乡列车的汽笛，当宅基地改革让“乡愁”可量化变现，中国正书写人类文明史上宏伟的城乡融合篇章。地方财政治理现代化这把“金钥匙”，既要开启产业与人口的“空间锁扣”，更要破解“效率与公平”的历史命题，让每一分财政资金都化作弥合城乡鸿沟的“融合剂”，让扎实提升的财政治理能力，持续涌动起支撑县域就地城镇化、赋能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活力，这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坚实支撑。 （作者：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赵德昭、王严）